职称改革 如何释放人才红利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对职称制度进行全面改革
来源：人民日报
“太好了，我们基层一线评职称有更多政策上的关照了”“职称制度改革要是早点出来，对职称外语不作统一要求，我早就能评副高了”“可以让企业自己评职称了，这更符合我们的用人需求标准”……2017年伊始，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即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
这项改革的“含金量”高在哪儿？回应了哪些社会关切？未来职称评定将会有哪些大变化？人民日报记者日前专访了人社部有关负责人及专家。
完善职称评价标准——以实绩论英雄
“我这么多年评职称就卡在外语上，要不然早就评上了高级会计师。”现年50多岁的王权平是山东一家企业的老职工，因为外语不过关始终没评上高级职称，“我干了一辈子会计，平时从来用不着外语，只跟数字打交道，为什么评职称要考外语呢？”
现在，随着职称制度的改革，如老王这般遗憾得以避免。取消职称外语的“硬杠杠”也成为本次改革为社会瞩目的焦点。
事实上，职称外语考试政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自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曾印发三个有关职称外语的通知。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改革调整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职称外语考试所存在的问题。
本次职称制度改革明确规定，对职称外语考试不作统一要求。“需要注意，不作统一要求，并不是说大家可以不用学外语了。”人社部专技司司长俞家栋说，“随着我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国际交流也日益增多，都对人才的外语水平有一定的要求。因此，从导向上而言，我们仍然鼓励大家努力学习外语。”
此外，改革明确不将论文作为评价应用型人才的限制性条件，注重考核专业技术人才履行岗位职责的工作绩效、创新成果，增加技术创新、专利、成果转化、技术推广、标准制定、决策咨询、公共服务等评价指标的权重，将科研成果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作为职称评审的重要内容。
“职称改革确立了一个导向，就是评价人才要用品德、能力、贡献来评价，而不仅仅是靠一些论文、学历、资历、计算机、外语这些，就是大家所说的，让工作称职的人能够评上职称，让那些干工作的人、有贡献的人能够评上职称。”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吴江说。
下放职称评审权限——破除评聘脱节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要对职称评定进行科学评价、注重实绩，必然要求对评价机制进行创新。只有身处本领域，对此有深入研究和深刻体会的评价主体，才能够对人才作出更科学的评判。
以往职称评定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评聘脱节现象，即评职称的不是用人主体、用人主体恰恰没有评职称的权限。大部分的职称评定都是由政府主管部门进行，尤其是高级职称的评委会基本是由政府主管部门组织成立的评委会。这就导致评审人对于人才的评价难以深入其工作一线了解观察，进而导致人才职称的评定最终只能通过论文得以反映其工作，久而久之形成了唯论文、唯资历等消极现象，而这也间接催生了学术造假、花钱发论文等不正之风。
与此同时，评聘脱节也给用人单位造成了困扰。只看职称或论文聘用来的人才可能并不符合实际用人需求，而工作实绩突出的人才却因评审僵化导致评不上与其能力相称的职称，人才发展因此受限，用人单位也陷入尴尬。
为此，职称制度改革从两方面着手改进。
一方面，丰富职称评价方式，建立以同行专家评审为基础的业内评价机制，注重引入市场评价和社会评价，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单独建立基层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委员会或评审组，提高职称评价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吴江认为，这一改革体现了“内行看内行”精神，评价人才的方法很多，但是要注重业内评价，“比如搞农业的，就得农业专家来评定职称，搞中小学教育的，就得搞中小学教育的专家来评定，不能让大学教授来评中小学教师，这样才能更加科学地评定人才水平的高低。”
另一方面，下放职称评审权限，发挥用人主体在职称评审中的主导作用，推动高校、医院、科研院所、大型企业和其他人才智力密集的企事业单位按照管理权限自主开展职称评审。
“一些高校、大型企业，他们的人才评价标准可能比政府组织的评委会标准更加严格，也更加符合用人实际，评价自己用的人可能也会更加谨慎。这就可以把评审权下放给他们，让他们自己评价人才。”俞家栋说，“这在节约政府运行成本的同时，也促进了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主管部门要做好事后备案，也要做好监督。”
拓展评价人员范围——评职称更公平
随着经济多元化发展，新兴经济领域里的人才职称评定问题也逐渐显现。以往27个系列的职称评定多面向体制内人员，非公领域里的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等人才的职称评定存在机制上的不顺畅问题。
“以演员为例，国家话剧院的演员职称评定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进行，但一些‘北漂’演员，一些小的话剧院或者影视城的演员，如果按照以往的制度，他们的职称评定就是个难题。”俞家栋说，“这次职称改革就要破除体制内外的界限，只要是专业人才，就有职称评定的权利。”
《意见》提出，进一步打破户籍、地域、身份、档案、人事关系等制约，创造便利条件，畅通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自由职业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申报渠道。科技、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民办机构专业技术人才与公立机构专业技术人才在职称评审等方面享有平等待遇。
“评价范围扩大了，评价主体也多元化，一些行业组织和协会，还有专门的评价机构，都可以通过政府授权以后，提供评定职称的服务。但是，评审权下放了，评价主体多元化了，还得用好职称评定这个‘指挥棒’，不能想怎么指挥就怎么指挥。”吴江说。
加强职称评审的监管，转变政府职能，则成为本次职称制度改革的题中之义。评审权的下放并不代表政府主管部门可以撒手不管了，评审范围的扩大和多元化，也不代表职称评定可以随性而为。
因此，《意见》提出多项措施加强评审监督，如完善各级职称评审委员会核准备案管理制度，明确界定评审委员会评审的专业和人员范围，从严控制面向全国的职称评审委员会；
完善评审专家遴选机制，加强评审专家库建设，积极吸纳高校、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学会、企业专家，实行动态管理；
企事业单位领导不得利用职务之便为本人或他人评定职称谋取利益；
建立职称评审回避制度、公示制度和随机抽查、巡查制度，建立复查、投诉机制，加强对评价全过程的监督管理；
……
“以前政府主管部门习惯审批，现在要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这对于政府主管部门而言既是角色转变，也是全新挑战。”俞家栋说，“我们需要逐渐学习和适应这种角色的转变，并加强制度建设，让职称评定更加公平公正，成为衡量人才的准确标尺，也成为进一步释放人才红利的催化剂。”
俞家栋表示，接下来主管部门还将出台多个职称系列的配套改革细则，具体指导改革实践。（赵兵）
“太好了，我们基层一线评职称有更多政策上的关照了”“职称制度改革要是早点出来，对职称外语不作统一要求，我早就能评副高了”“可以让企业自己评职称了，这更符合我们的用人需求标准”……2017年伊始，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即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
这项改革的“含金量”高在哪儿？回应了哪些社会关切？未来职称评定将会有哪些大变化？人民日报记者日前专访了人社部有关负责人及专家。
完善职称评价标准——以实绩论英雄
“我这么多年评职称就卡在外语上，要不然早就评上了高级会计师。”现年50多岁的王权平是山东一家企业的老职工，因为外语不过关始终没评上高级职称，“我干了一辈子会计，平时从来用不着外语，只跟数字打交道，为什么评职称要考外语呢？”
现在，随着职称制度的改革，如老王这般遗憾得以避免。取消职称外语的“硬杠杠”也成为本次改革为社会瞩目的焦点。
事实上，职称外语考试政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自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曾印发三个有关职称外语的通知。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改革调整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职称外语考试所存在的问题。
本次职称制度改革明确规定，对职称外语考试不作统一要求。“需要注意，不作统一要求，并不是说大家可以不用学外语了。”人社部专技司司长俞家栋说，“随着我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国际交流也日益增多，都对人才的外语水平有一定的要求。因此，从导向上而言，我们仍然鼓励大家努力学习外语。”
此外，改革明确不将论文作为评价应用型人才的限制性条件，注重考核专业技术人才履行岗位职责的工作绩效、创新成果，增加技术创新、专利、成果转化、技术推广、标准制定、决策咨询、公共服务等评价指标的权重，将科研成果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作为职称评审的重要内容。
“职称改革确立了一个导向，就是评价人才要用品德、能力、贡献来评价，而不仅仅是靠一些论文、学历、资历、计算机、外语这些，就是大家所说的，让工作称职的人能够评上职称，让那些干工作的人、有贡献的人能够评上职称。”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吴江说。
下放职称评审权限——破除评聘脱节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要对职称评定进行科学评价、注重实绩，必然要求对评价机制进行创新。只有身处本领域，对此有深入研究和深刻体会的评价主体，才能够对人才作出更科学的评判。
以往职称评定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评聘脱节现象，即评职称的不是用人主体、用人主体恰恰没有评职称的权限。大部分的职称评定都是由政府主管部门进行，尤其是高级职称的评委会基本是由政府主管部门组织成立的评委会。这就导致评审人对于人才的评价难以深入其工作一线了解观察，进而导致人才职称的评定最终只能通过论文得以反映其工作，久而久之形成了唯论文、唯资历等消极现象，而这也间接催生了学术造假、花钱发论文等不正之风。
与此同时，评聘脱节也给用人单位造成了困扰。只看职称或论文聘用来的人才可能并不符合实际用人需求，而工作实绩突出的人才却因评审僵化导致评不上与其能力相称的职称，人才发展因此受限，用人单位也陷入尴尬。
为此，职称制度改革从两方面着手改进。
一方面，丰富职称评价方式，建立以同行专家评审为基础的业内评价机制，注重引入市场评价和社会评价，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单独建立基层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委员会或评审组，提高职称评价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吴江认为，这一改革体现了“内行看内行”精神，评价人才的方法很多，但是要注重业内评价，“比如搞农业的，就得农业专家来评定职称，搞中小学教育的，就得搞中小学教育的专家来评定，不能让大学教授来评中小学教师，这样才能更加科学地评定人才水平的高低。”
另一方面，下放职称评审权限，发挥用人主体在职称评审中的主导作用，推动高校、医院、科研院所、大型企业和其他人才智力密集的企事业单位按照管理权限自主开展职称评审。
“一些高校、大型企业，他们的人才评价标准可能比政府组织的评委会标准更加严格，也更加符合用人实际，评价自己用的人可能也会更加谨慎。这就可以把评审权下放给他们，让他们自己评价人才。”俞家栋说，“这在节约政府运行成本的同时，也促进了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主管部门要做好事后备案，也要做好监督。”
拓展评价人员范围——评职称更公平
随着经济多元化发展，新兴经济领域里的人才职称评定问题也逐渐显现。以往27个系列的职称评定多面向体制内人员，非公领域里的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等人才的职称评定存在机制上的不顺畅问题。
“以演员为例，国家话剧院的演员职称评定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进行，但一些‘北漂’演员，一些小的话剧院或者影视城的演员，如果按照以往的制度，他们的职称评定就是个难题。”俞家栋说，“这次职称改革就要破除体制内外的界限，只要是专业人才，就有职称评定的权利。”
《意见》提出，进一步打破户籍、地域、身份、档案、人事关系等制约，创造便利条件，畅通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自由职业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申报渠道。科技、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民办机构专业技术人才与公立机构专业技术人才在职称评审等方面享有平等待遇。
“评价范围扩大了，评价主体也多元化，一些行业组织和协会，还有专门的评价机构，都可以通过政府授权以后，提供评定职称的服务。但是，评审权下放了，评价主体多元化了，还得用好职称评定这个‘指挥棒’，不能想怎么指挥就怎么指挥。”吴江说。
加强职称评审的监管，转变政府职能，则成为本次职称制度改革的题中之义。评审权的下放并不代表政府主管部门可以撒手不管了，评审范围的扩大和多元化，也不代表职称评定可以随性而为。
因此，《意见》提出多项措施加强评审监督，如完善各级职称评审委员会核准备案管理制度，明确界定评审委员会评审的专业和人员范围，从严控制面向全国的职称评审委员会；
完善评审专家遴选机制，加强评审专家库建设，积极吸纳高校、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学会、企业专家，实行动态管理；
企事业单位领导不得利用职务之便为本人或他人评定职称谋取利益；
建立职称评审回避制度、公示制度和随机抽查、巡查制度，建立复查、投诉机制，加强对评价全过程的监督管理；
……
“以前政府主管部门习惯审批，现在要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这对于政府主管部门而言既是角色转变，也是全新挑战。”俞家栋说，“我们需要逐渐学习和适应这种角色的转变，并加强制度建设，让职称评定更加公平公正，成为衡量人才的准确标尺，也成为进一步释放人才红利的催化剂。”
俞家栋表示，接下来主管部门还将出台多个职称系列的配套改革细则，具体指导改革实践。（赵兵）
